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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（二）

电话是王新仁出去借的。巷口杂货铺的公用电话，油腻腻的听筒，数字按键的边缘都磨得白。阮雪攥着那张被汗水微微濡湿的纸条，指尖冰凉。王新仁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稀疏的行人，像一头护崽的困兽。他塞给店主一块钱，粗声说：“打个电话，很快。”店主眼皮都没抬，兀自看着那台小得可怜的黑白电视机。

阮雪深吸了一口气，那口气仿佛沉进了深不见底的寒潭，指尖颤抖着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。每按一下，心就往下沉一分。漫长的等待音，每一声“嘟——嘟——”都像锤子敲打在紧绷的神经上。终于，咔哒一声轻响，通了。

“喂？”一个略显沙哑的女声传来，背景里似乎有隐隐的麻将碰撞声。

“喂……喂？”阮雪的声音干涩得厉害，几乎劈开，“是……张姐吗？”

“我是。你哪位？”那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。

“是……是那天在小区，一位好心的太太，给了我您的电话……”阮雪语无伦次，巨大的压力让她几乎无法组织语言，“她说……她说您或许能帮帮我……”

“哦——”那边拖长了调子，麻将声似乎小了些，像是换了个更僻静的地方，“那个事儿啊。说说，怎么回事？你哪儿的？怎么过来的？”

阮雪像抓住救命稻草，竹筒倒豆子般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却带着孤注一掷的急促：“越南，河内。我叫阮雪。我男人是中国人，王新仁。我们结婚很多年了，两个孩子都在这边上学，大的初三，小的五年级。我以前……以前在河内大学念的中文……”她下意识地提到这个，仿佛那是她身上唯一还能证明自己曾经体面过的徽章。“签证……过期很久了。派出所不给办，说材料缺好多……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张姐，孩子要读书，我不能总这样躲着干活……”说到后面，已带上了难以抑制的哽咽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。王新仁在一旁死死盯着阮雪的脸，眉头拧成了疙瘩，无声地用口型催促：“别哭！说重点！”

“嗯，听明白了。”张姐的声音重新响起，平静无波，听不出情绪，“你这情况，难办。过期这么久，黑在这里，人家按规矩根本不会理你。材料？那都是明面上的说辞。关键得看有没有人愿意‘搭把手’，懂吗？”

“懂，懂！张姐，只要能办，我们……”阮雪急切地说。

“别急，”张姐打断她，语气带着一种掌控局面的笃定，“我认识些朋友，在相关部门能说得上话。但疏通关系，请人吃饭、走动，哪一样不得花钱？现在办事，讲的是这个。”她似乎在那边做了个数钱的手势，尽管隔着电话线，那无形的压力依旧清晰地传递过来。

阮雪的心猛地一沉，下意识地看向王新仁。王新仁的脸在昏暗的路灯光下瞬间变得铁青，腮帮子咬得死紧，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。他无声地、用力地摇头，眼神凶狠得像要噬人。

“张姐……这个钱……大概……”阮雪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
“具体多少，得看人家开口。我也只是中间递个话。”张姐的语气滴水不漏，“这样，电话里也说不清。明天下午两点，你到五一广场东边那个‘老树根’茶馆，二楼最里间。到了报我的名字就行。记住，一个人来，别带男人和孩子，人多眼杂，不好谈。”

“嘟…嘟…嘟…”没等阮雪再问，电话已经被干脆地挂断。忙音像冰冷的潮水，瞬间淹没了阮雪的耳朵。她拿着听筒，僵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

王新仁一把夺过听筒，“啪”地一声重重扣在座机上，力道大得整个柜台都震了一下。店主不满地瞥了他一眼。王新仁看也不看，拉着失魂落魄的阮雪，几乎是拖着她，快步走进了旁边更深的巷子阴影里。

“听见了？听见她说啥了？！”王新仁压低声音咆哮，压抑的怒火在胸腔里翻滚，“钱！钱！还是钱！什么狗屁朋友！就是冲着那饼干盒子里的东西来的！那是华民下学期的书本费，是留着万一华英生病的救命钱！给了她，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去？啊？！”

阮雪被他吼得浑身一颤，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，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“那……那怎么办？不去吗？这是唯一的……”她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。

“去！为什么不去？”王新仁猛地打断她，眼神里是豁出去的狠厉，也带着走投无路的疯狂，“去听听她到底要多少！但记住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先给！我们得看到‘真佛’，看到‘路’！听到没？”他用力捏着阮雪瘦削的肩膀，仿佛要把这最后的警告刻进她的骨头里。

福元中学初三（）班的教室里，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，在地面投下明亮的光斑。数学老师的声音抑扬顿挫，正在讲解一道复杂的几何综合题。王华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脊背挺得笔直，目光紧紧追随着老师的粉笔头。他面前的草稿纸上，解题步骤清晰流畅，已经快完成最后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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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华民，”数学老师点了他的名，语气带着惯常的赞许，“上来，把你的思路和答案写到黑板上给大家看看。”

教室里几十道目光瞬间聚焦过来，有羡慕，有佩服，也有几道不易察觉的探究。华民在同龄人中，有种出年纪的沉静。他站起身，动作利落，走到黑板前，拿起粉笔。他字迹端正有力，逻辑严密，一步步推导下来，最终得出一个漂亮的答案。

“非常好！思路清晰，解法精炼！”老师不吝夸奖，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。华民微微颔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走回座位。同桌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，小声说：“华民，牛啊！这题我绕半天了。”华民只是扯了扯嘴角，算是回应。他习惯性地把手伸进校服口袋，指尖却触到一张折叠起来的硬纸条——是昨晚他偷偷从父亲扔在地上的外套里捡出来的。上面只有三个字：张姐，还有一个潦草的电话号码。它像一块烙铁，烫得他指尖一缩，刚刚解题带来的片刻清明瞬间被搅得粉碎。

下课铃响了，教室里顿时喧闹起来。几个同学围着华民的座位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月考和区里的数学竞赛。

“华民，这次竞赛你肯定又是种子选手，给我们班争光啊！”班长笑着说。

“就是就是，华民，有啥秘诀传授下呗？”另一个同学起哄道。

“对了，听说春游去岳麓山，华民你去不去？这次好像要交五十块活动费呢！”一个女生插话，带着点期待。

五十块。华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。他想起昨夜父母压低的争吵，想起父亲那困兽般的低吼和母亲压抑的啜泣，想起饼干盒里所剩无几的毛票。他喉咙干，含糊地应了一声：“嗯……再看吧。”手指在口袋里，无意识地揉搓着那张纸条，把它揉得更皱，更小，仿佛这样就能揉掉它代表的麻烦和难堪。

与此同时，在福元路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，气氛却有些不同。年轻的语文老师李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叠作文本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“同学们，这次《我的妈妈》主题作文，大家都写得非常用心，感情真挚。特别是王华英同学的作文，”李老师的声音温柔而清晰，目光落在第三排那个穿着洗得白但干净整洁校服的小女孩身上，“她笔下的妈妈，勤劳、善良、坚强，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把最好的留给孩子……华英，你能上来给大家读一读你作文里最打动老师的那一段吗？就是描写妈妈深夜工作的那部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