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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22集 南行的收获（第2页）

“不是客气话。”刘振邦认真地说，“我看过很多所谓‘创新’的作品，大多是形式上的拼凑。你的不一样，是从内里长出来的新。这种作品，有生命力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——赵大勇，那个在工商局排队时认识的修车铺老板。

“秦兄弟！”赵大勇穿着件洗得白的工作服，显然是从铺子直接过来的，“我听说展览有你作品，特意来看看。”

秦建国很感动。一个修车师傅，大白天关店来看展览，这份情谊难得。

赵大勇不懂艺术，但说得实在：“我不懂那些大道理，就觉得你这木头刻得……真。你看这个，”他指着《承》，“就像我爹那双手，干了一辈子活的手。”

这句话让秦建国心头一震。艺术的最高评价，或许不是专家的赞美，而是普通人的共鸣。

展览进行到一半时，区领导来了。带队的是区委书记，一个头花白的老干部。他在秦建国的展柜前停留了很久，问了很多问题：用什么工具，学艺几年，对未来有什么打算。

最后，书记说：“秦建国同志，你这种自力更生、挥特长的精神，值得提倡。区里正在研究扶持个体经济的政策，你这样的典型，我们要好好宣传。”

当天下午，区广播站就派记者来采访。第二天，《春城日报》第二版登出了报道，标题是《从木匠到艺术家——个体户秦建国的转型之路》。

秦建国买了好几份报纸，一份给父母，一份给岳父母，一份自己留着。沈念秋把报纸仔细地夹在相册里：“这是咱们家的历史。”

展览持续了三天，秦建国的七件作品被标注为“非卖品”，但仍有好几个人私下询问价格。有个南方来的商人开价五百元一件，想全部买走。

秦建国婉拒了：“这些作品是我这个阶段的总结，不卖。”

商人加价到八百，秦建国还是摇头。

“那你以后的作品卖不卖？”商人问。

“卖，但得等我从南方回来，有新的创作。”秦建国说。

商人留下名片：“好，我等你。秦先生，你的东西，在南方一定有市场。”

三月二十号，秦建国和沈念秋开始准备南行的行装。

沈母给他们缝了两个贴身口袋，用来装钱和重要证件。沈青山找学校开了介绍信，又写了几个南方老同学的联系方式。

“这两个在广州，一个在深圳，都是大学教授。万一遇到困难，可以找他们。”沈青山说。

秦建国的工作室暂时交给徒弟小赵照看。小赵是他从文化宫带出来的，十九岁，手巧肯学，看店和接些简单活计没问题。

“师傅你放心，我保证每天开门，订单我都记在本子上了。”小赵认真地说。

临行前一晚，秦建国和沈念秋都睡不着。

“紧张吗？”沈念秋轻声问。

“有点。”秦建国老实说，“就像……就像第一次上山找参，知道前面有好东西，但不知道路上会遇见什么。”

“我倒不紧张，就是兴奋。”沈念秋翻了个身，面对着他，“建国，你说南方到底是什么样子？真的满街都是个体户吗？真的能随便买卖东西？”

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秦建国握住她的手，“不管南方什么样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三月二十二号，清晨五点，天还没亮。

秦建国和沈念秋提着简单的行李出了门。沈青山推着自行车送他们去火车站，沈母抱着石头跟在后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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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站人山人海。八十年代初，出行主要还是靠火车，春运虽然过了，但人依然多。大包小包的行李，拖家带口的旅客，混合着香烟、汗水、食物和各种说不出的气味。

“路上小心，到了就打电话。”沈青山叮嘱。家里没电话，但可以打到学校传达室。

“爸，妈，你们回去吧。”秦建国说，“石头，听姥姥姥爷话。”

石头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，小声说：“爸爸，别忘了椰子糖。”

“忘不了。”

汽笛长鸣，绿皮火车缓缓启动。秦建国和沈念秋挤在车窗前，向站台上的家人挥手，直到人影变成小点，最后消失。

找到座位，放好行李，两人才松了口气。硬座车厢，一排三个人，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中间是个去天津探亲的大娘。

火车哐当哐当地前进，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灯光变成郊区的平房，然后是广阔的田野，覆盖着残雪。

“要坐多久？”沈念秋问。

“到广州，三天两夜。”秦建国看了看车票，“中间在天津、徐州、武汉转车。”

那个年代，没有直达车，每一次转车都是一场战斗。

第一段路程还算顺利。到了天津站，他们有两个小时转车时间。秦建国护着沈念秋挤出人群，找到去徐州的车次，在站台上买了两个烧饼充饥。

“跟我想象的南方之行，好像不太一样。”沈念秋啃着烧饼，苦笑着说。

秦建国也笑了：“这就是真实的中国。十几亿人，大多数都是这样出行的。”

第二段车程开始拥挤。徐州是大站，上车的人比下车的人多得多。过道里站满了人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，连座位底下都躺着人。

夜里，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味、脚臭味、孩子的哭闹声。秦建国让沈念秋靠着自己睡，自己睁眼守着行李。

黑暗中，他想起前世。也是这样拥挤的火车，只不过方向相反——是从云南回春城。那是年，知青大返城，他挤在火车连接处，站了三天三夜。那时候心里只有迷茫：回城后怎么办？工作在哪里？未来在哪里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