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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9集 不一样的授课（第2页）

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。王娟记下来，准备后续与博物馆沟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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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明果然如约而来。第二个周末，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出现在小院门口。包里不是画具，而是一包从学校食堂买的包子（还温着），几本他找来的关于木材科学和传统工艺的旧书，还有一块用报纸仔细包着的东西。

“这是我爷爷留下的。”周明小心地打开报纸，里面是一把老旧的鸟刨，刨身已经磨得亮，刀刃却依然锋利，“爷爷说这是他师父传的，得有上百年了。我不会用，放在宿舍也是落灰，想着……也许放在这里更合适。”

秦建国接过鸟刨，指尖抚过刨身上深深的握痕——那是无数双手、无数个小时工作留下的印记。他试了试刃口，点点头：“是好东西。你爷爷的师父，是讲究人。”他把刨子递给李强，“收着吧，偶尔可以拿出来用用，让老物件喘口气。”

周明很高兴，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。那天，他真的开始“打杂”——主动清扫院子里的木屑，帮沈念秋整理凌乱的工具架，甚至还跟李刚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把不同木料分类码放。他话不多，但眼睛始终在看，耳朵始终在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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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趣的是，周明的到来，似乎给宋志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。一天，两人一起整理木料时，周明忽然说：“宋哥，我觉得你那五块雷击木，像一家人。”

“一家人？”

“嗯。你看，最大那块像父亲，沉稳，担着最大的压力；最小那块像孩子，虽然经历劫难，但内里还保留着最纯净的东西；焦痕重的那块像母亲，表面伤痕累累，但内里温润，包容一切；有金纹的那块像少年，把所有的伤痛都藏进暗处，只在特定光线下才露出锋芒；最不规则那块……”周明想了想，“像老人，脆弱，多孔，但所有的孔洞都是记忆的入口和出口。”

这个拟人化的比喻，让宋志学心里一震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之前过于关注每一块木料的“物理特性”，却忽略了它们作为一个“群体”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。五块来自同一棵树的雷击木，虽然形态各异，但它们共享着同一段历史、同一场灾难、同一种转化。它们是一个整体，是那棵百年老树在雷火中碎裂后，以不同方式留存下来的“分身”。

这个现让宋志学兴奋不已。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思路：也许不应该把五块木料作为五件独立的作品，而应该作为一件大型作品的五个组成部分。它们之间需要有对话，有呼应，有那种只有“一家人”才懂的默契。

他开始构思如何建立这种联系。不是物理上的连接——榫卯或者胶合——而是空间上的、视觉上的、甚至是概念上的联系。比如，通过展示时特定的摆放方式，让观者的视线自然地在五块木料之间移动；通过光线设计，让不同木料在不同时间凸显不同的特质；也许还可以加入一些极简的金属或石质元素，作为“连接点”或“停顿符”，暗示那种看不见的血脉联系。

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，宋志学开始画新的草图——不再是单件的设计图，而是整个装置的布局图。他在图上标注光线角度、观看路线、视觉焦点，思考每一块木料应该以什么姿态呈现，才能既独立又关联。

秦建国看到这些草图时，难得地露出了赞许的表情：“开始有意思了。记住，这种联系不能太刻意，要像风吹过树林，叶子与叶子之间那种自然的呼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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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至前后，天气闷热起来。小院里的老榆树撑开浓密的树冠，投下一片宝贵的荫凉。工棚里更是热得像个蒸笼，木头在高温下散出更浓郁的气息。

这样的天气里，工作节奏不得不放慢。秦建国让大家调整作息：清晨和傍晚干活，正午最热的时候休息、喝茶、讨论。拍摄团队也适应了这个节奏，甚至开始捕捉这些“非工作”时刻的状态——午睡时李刚四仰八叉躺在竹席上的憨态，沈念秋在檐下择菜时哼的歌谣，王娟靠在树下看书时被风吹起的丝，李强和秦建国下象棋时长时间的沉默思考。

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片段，在后期剪辑时，反而成了最动人的部分。吴策展人后来在电话里说：“赵摄影师传回来的素材，我们看了又看。最打动我们的，恰恰是那些‘无事生’的时刻。那种沉静、专注、自足的氛围，是任何表演都演不出来的。”

而周明，已经成了小院的“编外成员”。他每周必来，有时甚至平日没课的中午也会跑来，就为了蹭一顿沈念秋做的简单午饭，然后在工棚角落打个盹，下午跟着干点杂活。他学会了磨凿子，学会了辨认几种常见木材的纹理，甚至能在李强的指导下，做出一对最简单的直榫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带来了学院里的新鲜视角。一次茶歇时，大家聊起传统工艺的当代转化问题，周明说：“我们老师总在强调‘创新’，但我觉得，像北木这样，把传统做到极致，做到骨髓里，本身就是一种最扎实的‘当代性’。因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这种沉静、专注、与材料深度对话的状态，本身就是稀缺的、反潮流的、因而也是最具当代意义的。”

这话让王娟深思。她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：“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‘展示’北木的价值，却忽略了，北木最大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对当下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的‘不合作’。这种‘不合作’，不是消极抵抗，而是一种积极的、建设性的另类实践。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：人还可以这样生活，这样工作，这样与物相处。”

这个认知，让她对展览的文案构思有了新的方向。她不再试图“解释”北木，而是准备“呈现”北木——通过精心选择的影像、文字、实物，营造一种“场”，让观众自己走进去，感受，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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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初，宋志学终于开始对第二块雷击木下手。这次，他选择了那块表面焦痕最重、但内里温润的料子。

有了第一块的经验教训，这次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。他先用软毛刷和吹气球，仔细清除表面的浮灰和松散的炭粒，但保留那些已经与木质深度融合的焦黑部分。然后，他用最细的钢丝棉（一种极细的金属丝团），极其轻柔地擦拭焦痕区域——不是要磨平它们，而是要突出它们的质感，让焦黑的表面产生微妙的光泽差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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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的过程。力道稍重，可能就会磨掉珍贵的炭化层；力道太轻，又达不到效果。宋志学几乎是以呼吸的节奏在工作：吸气时准备，呼气时动作，每次只擦拭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区域，然后停下来观察、感受。

渐渐地，焦痕开始“活”过来。原本看起来脏污的黑色，在细致的处理后，显露出丰富的层次：有些地方是纯黑如漆，有些地方泛着深紫，有些地方隐约透出底下的木纹，像薄雾后的远山。最奇妙的是，在几处焦痕最密集的区域，炭化层形成了类似陶瓷开片般的细密裂纹，裂纹中沉淀着岁月的尘埃，无法也不应清除。

宋志学决定保留这些尘埃。他用极细的镊子，小心地清除裂纹中松动的杂质，但留下那些已经“长”在里面的。这让他想起古画上的岁月痕迹——不是瑕疵，而是时间的签名。

对于木料内里相对完好的部分，他也做了不同的处理。他没有追求镜面般的光滑，而是用粗砂纸轻轻带过，保留手工打磨的痕迹，甚至刻意留下几处轻微的“瑕疵”，让木质本身的呼吸感得以保留。

整个处理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天。完成后，这块木料呈现出一种奇特的“双重性”：一半是触目惊心的焦黑创伤，一半是温润沉静的木质本真。两者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，而是相互渗透，相互转化。创伤不是被掩盖的耻辱，而是被接纳的历史；木质本真也不是对创伤的否定，而是在创伤基础上重生的证明。

这次，当宋志学把它放在第一块旁边时，秦建国看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对。”

这个“对”字，让宋志学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他知道，这次他听懂了木头的语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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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第二块木料完成的那天傍晚，小院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——陈先生和吴策展人，还带着一位白苍苍的老者。

老者姓顾，是省博物馆的特聘专家，专攻古代木作和漆器，在国内学术界颇有声望。他今年八十有三，腿脚不便，是坐着轮椅被推来的。

“顾老看了我们初步的影像资料和记录，坚持要亲自来看看。”陈先生解释，“他说，有些东西，隔着屏幕感觉不到。”

顾老很瘦，但眼睛异常明亮。他进了小院，没有急着说话，而是让助手推着轮椅，缓慢地绕院子一周。他看工具，看木料，看地上的锯末，看墙上的水渍，看每个人脸上的神情。最后，轮椅停在茶室门口，他看着东窗下那两块雷击木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
茶室里，秦建国亲自泡了茶。顾老接过茶杯，没有喝，先闻了闻茶香，又看了看茶汤的颜色，这才缓缓开口：“好茶。是存了三年以上的普洱。”

秦建国有些意外：“顾老懂茶？”

“不懂。但小时候，家里开木行，来谈生意的客人，都喝这个。”顾老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清晰，“我父亲说，喝普洱的人，耐心都好。因为普洱是慢慢变的，急不来。”

这话像一句暗语，瞬间拉近了两个老人之间的距离。秦建国点点头：“是。木头也是慢慢变的，人也得跟着慢下来。”

顾老这才进入正题：“我看过你们的影像。那个年轻人，”他指了指宋志学，“做雷击木的方法，很有意思。他不是在‘雕刻’，是在‘考古’。他在一层层剥开时间，但不是要找到什么‘真相’，而是让每一层时间都保持自己的样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