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么这些‘光点’如何与柏林的历史——比如柏林墙的记忆——对话?”评论家追问。
“不是直接对话,而是提供另一种观看历史的方式。”卿竹阮说,“历史不仅是宏大的叙事和创伤,也是无数个日常的、微小的、有光的瞬间。一个柏林孩子在墙倒塌那天看到的天空的颜色,一个老人在墙边等待亲人时的街灯的光,一个艺术家在废墟上创作时工作室的光……这些光也许不能改变历史,但它们构成了人们在历史中生活的具体质感。”
评论家点点头,没再追问,但卿竹阮知道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——在柏林,在任何一个有沉重历史的地方,“光的网络”都会面临这样的拷问:这些看似轻飘的个人记忆,在厚重的历史面前,有何分量?
开幕式结束后,汉斯邀请卿竹阮去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在建筑的顶层,有一扇巨大的窗户,可以看到柏林电视塔在暮色中亮起红色的光。
“你的回答很好。”汉斯递给她一杯咖啡,“柏林人总是对记忆的问题特别敏感,也特别苛刻。因为我们知道,记忆可以被篡改、被美化、被利用。所以我们对任何处理记忆的艺术实践都保持警惕。”
“这是应该的。”卿竹阮说,“记忆确实有重量,有伦理,有责任。”
汉斯走到窗前,看着窗外的城市:“柏林墙倒塌那年,我三十岁。我站在勃兰登堡门附近,看着人们爬过墙,拥抱,哭泣。那天下午的阳光很特别——是金色的,但又带点灰色,像被喜悦和悲伤同时浸透的光。我拍了照片,但照片无法传达那种光的质感。”
他转身看着卿竹阮:“你的项目让我想起那天下午。不是因为它收集类似的历史时刻,而是因为它承认:光的质感是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不仅记住事件,也记住事件发生时的光。”
卿竹阮被这番话触动了。这是她第一次遇到有人如此精准地理解这个项目的核心——不是记忆的内容,而是记忆的感知质地。
“汉斯,你对‘光的网络’下一步发展有什么建议吗?”她问。
汉斯坐下,双手交叉放在桌上,像一个准备讲课的教授:“我在记忆研究领域工作了四十年。一个观察是:记忆从来不是静态的档案,而是动态的重构。每次我们回忆,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写记忆。你的项目有趣的地方在于,它既在‘存档’(收集光点),又在‘重构’(让光点在新的语境中被观看)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:“但如果你想深化这个项目,可能需要探索记忆的‘暗面’——那些我们选择遗忘的光,那些带来痛苦的光,那些我们希望从未见过的光。光不只是温暖和希望,也可以是灼伤和暴露。”
这个建议让卿竹阮想起清霁染在病中写的一些话。她确实描述过“疼得睁不开眼时,天花板上的灯像一根根针”“化疗后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那张陌生的脸在浴室灯光下像鬼魂”。那些不是美好的光,但它们真实存在,是疾病体验的一部分。
“我们收集过一些‘困难的光’。”卿竹阮说,“关于临终前的光,关于灾难中的光,关于孤独中的光。但确实,展示时会更谨慎,会考虑伦理和保护。”
“不是要展示所有的暗面。”汉斯说,“而是要在项目的哲学框架中,承认光的复杂性。光可以治愈,也可以伤害;可以揭示,也可以遮蔽;可以连接,也可以分离。一个完整的‘光的语法’,应该包含所有这些维度。”
那天晚上,卿竹阮回到酒店,打开笔记本电脑,开始整理汉斯的建议。她创建了一个新文件夹:“光的复杂性——扩展研究计划”,里面列出了需要探索的方向:
1创伤记忆中的光:如何描述和转化那些与痛苦相关的光?
2遗忘的光:我们选择遗忘的光有什么特质?为什么有些光被记住,有些被遗忘?
3光的伦理:在收集和展示他人记忆中的光时,需要考虑哪些伦理边界?
4光的暗面:阴影、遮蔽、盲点——光的存在如何定义它的对立面?
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让她感到一种熟悉的挑战感——不是技术上的挑战,而是哲学和伦理上的挑战。这正是清霁染会喜欢的讨论深度。
手机震动,是周屿发来的消息:“刚刚收到出版社确认,《光的语法:一个艺术项目的十年演变》英文版下个月上市。德文版和法文版在洽谈中。”
卿竹阮回复:“好消息。柏林展上很多人问理论框架的问题,这本书来得正好。”
周屿很快回复:“汉斯·穆勒为德文版写了序。他发给我看了,写得很好,从德国记忆研究的角度解读了项目。”
“他今天下午和我聊了很多。很深的见解。”
“正常。他是那个领域最有头脑的人之一。”周屿停顿了一下,“阮阮,十年了,这个项目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。它不再只是‘小染的纪念项目’,而是一个独立的、有自己生命的学术和艺术实践。”
卿竹阮看着这句话,许久没有回复。是的,十年了。这个项目有了自己的重量和轨迹。它仍然与小染紧密相连,但不再被限定于那个连接。就像孩子长大了,有了自己的道路,但仍然带着父母的基因。
她想起东京的健太,柏林的汉斯,北京的晓雨,上海、台北、香港、首尔的所有合作者和参与者……这个网络已经庞大到超出任何个人的掌控。它是一个自生长的生态系统,光在其中自由流动,记忆在其中自然演化,连接在其中不断生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