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《载体的温度》系列在秋季开放周获得了一定关注,这让她对延续“记忆-物质-档案”这条线索有了更多信心。她计划为“学院奖”提交一个更完整、更具叙事纵深的新项目。她打算以赵奶奶、王爷爷等几位老人的口述记忆为经纬,结合她持续进行的物质研究,制作一组题为《此地曾有声》的系列作品。
构思包括几个部分:
1声音地图:将老人的口述中提到的特定地点(如老槐树、副食店、早点铺旧址)标注在一张重新绘制的抽象化街区地图上,每个地点关联一个二维码,扫描后可听到一段对应的环境音模拟(基于描述创作)或老人讲述该地点的声音片段。
2物证切片:将之前物质研究中那些微观痕迹(霉斑、划痕、墨迹渗透)的图像,放大并转印到半透明的特殊纤维材料上,裁切成与地图上地点相对应的形状,悬浮装裱,形成一系列“物质的幽灵”。
3记忆容器:制作几个手工书籍形态的暗盒,内部用微型灯光和透镜,投射出老人提供的旧照片或她根据描述创作的场景素描,观看需要凑近窥孔,营造一种私密、发掘的观看体验。
这个方案试图将声音、图像、物质、空间体验综合起来,构建一个关于地方记忆的多感官档案。她在方案陈述中写道:“这并非怀旧,而是试图为一段正在被标准化城市叙事覆盖的、具体而微的生活史,建立一座基于个人声音和物质痕迹的‘非正式档案馆’。”
方案在工作室内部讨论时,获得了不少肯定,认为其脉络清晰,媒介综合,且具有情感温度和一定的社会关怀。但也有同学私下提醒她:“‘学院奖’的评委里,有几位特别看重观念的当代性和语言的锐利度。你这套东西……是不是太‘温情’,太‘具象’了?会不会被觉得不够‘前沿’?”
这话让卿竹阮心里一沉。她想起之前研讨课上关于“浪漫化怀旧”和“审美化社会议题”的批评。她开始反复推敲自己的方案,试图加入更多“批判性”和“理论自觉”的层次。她在陈述中加入了关于“城市权力空间生产”、“记忆的政治”、“档案的虚构性”等理论框架的讨论,甚至考虑是否应该在作品中加入一些更具“冲突感”的视觉元素,比如拆迁现场的新闻图片碎片、政策文件的冰冷字体与温暖记忆痕迹的并置。
修改的过程让她感到一种熟悉的滞涩和分裂。那些理论框架像一层坚硬的壳,与她从田野中获得的那些具体、温热、充满人情味的细节之间,似乎总隔着一层什么。她担心过度理论化会抽干作品的呼吸感,又担心缺乏理论深度会让作品显得“轻飘”。
就在她纠结之际,一次偶然的遭遇,让她看到了学院光环下的另一面。为了给《此地曾有声》寻找一种合适的、能承载显微图像的特殊印刷材料,她经人介绍,去拜访了一位研三的学长。这位学长以精湛的技术和跨媒介创作闻名,是各类奖项的常客,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昂贵的设备和实验材料。
交谈中,学长很热心地展示了各种材料样品,但话题很快转向了今年的“学院奖”。“你的方向挺有意思,”学长一边摆弄着一块光学丙烯板,一边貌似随意地说,“不过,想从‘社会关怀’或‘记忆档案’这个赛道出来,现在挺卷的。去年有几个做城中村、做留守儿童档案的,作品都很扎实,但最后拿大奖的,还是一个做区块链和生物艺术跨界的。”
他压低声音:“你知道为什么吗?不是前者不好,是后者更‘新’,更能代表‘学院的未来面向’,也更容易引起媒体和藏家的兴趣。评委也要考虑展览的‘话题性’和‘风向标’意义。”他看了一眼卿竹阮略显凝重的表情,笑了笑,“当然,我不是说你要跟风。但有时候,在保持自己内核的同时,稍微在‘包装’或者‘概念提纯’上,往学院关注的方向靠一靠,会更容易被‘看到’。比如,你的‘记忆档案’,能不能和‘数字遗产’、‘元宇宙记忆保存’这些更时髦的概念挂上钩?或者在呈现上,用一些更科技感、更互动的手段?”
学长的话或许出于好意,却像一根刺,扎进了卿竹阮心里。她忽然清晰地意识到,“学院奖”不仅是对艺术的评价,更是一场在特定规则和权力结构下的“游戏”。艺术的价值,在这里部分地被置换为是否符合某种学院期待的“前沿性”、“话题性”和“技术复杂性”。
她谢过学长,拿着材料样品离开。回去的路上,心里一片混乱。她问自己:我创作《此地曾有声》的初衷是什么?是为了保存几位老人真实的记忆痕迹,是为了实践一种与地方、与人真诚对话的艺术方式。如果为了迎合奖项,强行给它披上“数字遗产”或“元宇宙”的时髦外衣,或者刻意加入生硬的批判框架,那还是原来的作品吗?还是变成了另一种精心计算的、服务于晋升的“学术产品”?
晚上,她待在工作室,没有开大灯,只留一盏小台灯。灯光下,她摊开为赵奶奶记录口述的笔记本,上面是她密密麻麻的字迹和偶尔的速写。她翻开一页,是赵奶奶描述夏夜在老槐树下乘凉,孩子们追逐萤火虫的场景。老人的语言朴素,甚至有些琐碎,但那些关于温度、声音、气味的细节,却异常鲜活。
她又打开电脑,看着自己那份修改后、充满了理论术语和“当代性”考量的方案陈述。两相对比,前者像一片有着自然纹理的温暖木头,后者像一块打磨光滑、折射着冷光的金属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