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感到一种久违的、纯粹的观看和摆弄的乐趣。没有目的,没有评价标准,只有与物质材料最直接的互动和发现。
接下来的几天,她像着了魔一样,流连于旧货市场和五金店,收集各种废弃的、不起眼的工业零件和边角料:老式门锁的簧片、断裂的锯条、磨秃的钻头、电器的破碎外壳、不同规格的螺母螺栓……她把这些“破烂”带回工作室,清洗掉厚厚的油污(但保留锈迹),然后就像玩一个复杂的立体拼图,开始在各种板材(木板、铁板、水泥板)上组合、排列、固定。
她不再追问“这意味着什么”,而是专注于“这样摆放是否有趣”、“那种连接是否稳固”、“这里的反光与阴影是否形成了一种张力”。她运用着在美院学到的构图和空间知识,却将其服务于一种近乎本能的、对物质形态关系的探索。
渐渐地,工作台上出现了一系列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“物质组合”。有的像微型的废墟景观,有的像抽象的机械图腾,有的只是几片金属在平面上形成的某种平衡结构。它们沉默、冷峻,带着工业的痕迹和时间的包浆,却在她有意识的编排下,焕发出一种奇特的、非功能性的、纯粹视觉与触觉上的生命力。
她给这个自发进行的、尚无明确方向的系列起了个临时名字:《无名之物》。
这并非为了参展或交作业,只是她个人在“命名”与“方向”的压力下,一次无目的的“出走”和“呼吸”。在这个过程中,她重新找回了最初拿起画笔和材料时,那种不为任何外界评价、只为满足内心好奇与创造冲动的快乐。
她不知道这些《无名之物》最终会走向哪里,是否会成为她下一个“正式”作品的方向。但重要的是,在这个不被“命名”所笼罩的私人领域里,她重新确认了创作最原初的动力——对世界的好奇,对物质的热爱,对形式可能性的无尽探索。
学院的光环和路径依然在那里。
但在那光晕之外,在尚未被命名的朦胧地带,她为自己保留了一片可以自由呼吸、笨拙试验、甚至允许失败和毫无意义的隐秘花园。
她知道,未来的路依然需要面对评价、选择、甚至妥协。
但至少,在再次出发前,她重新校准了自己的罗盘——那指向的,不仅是外界的认可与成功,更是内心深处那永不熄灭的、对创造本身的热爱与好奇。
花园的边界
《无名之物》的探索像一场私密的游戏,为卿竹阮在“学院奖”后的倦怠与迷茫中,开辟了一片得以喘息和实验的自留地。她享受着这种不带功利目的的、纯粹与物质对话的过程。那些锈蚀的金属、断裂的零件、沉默的边角料,在她手中仿佛被重新赋予了某种静默的“物格”,它们不诉说什么,只是以其独特的形态、质感、重量和色泽“存在”着,并通过并置与组合,与她进行着一场关于平衡、对比、阴影和偶然性的持续对话。
然而,美院的节奏从不允许任何人长久地停留在纯粹的自娱里。春季学期过半,新的课程压力和创作任务接踵而至。顾老师委婉地提醒她,《无名之物》的探索可以作为很好的素材积累和手感练习,但大二下学期需要开始构思更具完整性和观念深度的“主线索”作品,为学年末的评审以及可能的大三专业方向选择做准备。与此同时,“学院奖”的余温仍在:那篇学院公众号关于她的采访稿(经过编辑,重点突出了“记忆档案”和“人文关怀”)被转发到了几个艺术类自媒体,引来了一些零星但真实的关注——有低年级学生发邮件请教田野调查方法,有校外独立空间询问《此地曾有声》是否有巡展意向,甚至还有一位小画廊主通过校友辗转表达了对她“风格”的兴趣,暗示如果有新作可以保持类似脉络,或许可以谈谈合作的可能。
这些外部的“期待”像无形的丝线,再次开始缠绕。卿竹阮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:一边是《此地曾有声》所代表的、已被部分认可和期待的“社会性、档案性、温情叙事”路径;另一边是《无名之物》所指向的、更偏向物质本体、形式探索、抽象表达的私人兴趣。两者似乎南辕北辙。前者需要深入人群,建立关系,处理复杂的伦理和叙事;后者则近乎冥想,只与物质本身和视觉逻辑打交道。她尝试将两者结合,比如用《无名之物》的方式去处理从老街区收集来的废弃建材,但总觉得有些别扭——那些砖块、瓦当、旧木料本身就带有过于强烈的叙事性和情感指向,当她想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形式元素来处理时,总感觉像是在强行剥离它们的“记忆”。
她陷入了一种选择焦虑。理智上,延续《此地曾有声》的路径似乎更“安全”,也更有“社会意义”,评审和市场的反馈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但情感上,她却被《无名之物》中那种更自由、更接近艺术本体的实验状态所吸引。她担心前者会让她过早定型,陷入一种不断自我重复的“生产”模式;又担心后者过于个人化、形式化,会脱离她一直以来对“真实”和“连接”的内在渴求,最终沦为一种空洞的技巧游戏。
一个阴雨的午后,她烦闷不已,索性扔下所有纠结,带上速写本去了学校附近一个几乎被遗忘的、介于公园与荒地之间的角落。这里有一小片未经精心打理的水塘,芦苇丛生,几棵歪斜的老柳树垂着沾满尘土的枝条,岸边堆积着不知从哪里冲来的塑料垃圾和枯枝败叶。景象荒芜,甚至有些破败,却有一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