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廊的邀约与市场的试探,代表着一套成熟、光鲜、具有交换价值的艺术生产与消费体系。水塘的消逝与“滨水花园”的规划,则代表着另一套更庞大、更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、空间权力与资本逻辑的体系。两者都是“现实”,都以不同的方式,试图定义、规训、收编或吞噬她所关注的那些微小、具体、充满“痕迹”的、野生的、不驯的存在。
她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。这一次,选择似乎不再是“社会叙事”还是“形式探索”那么简单。而是在于:她的艺术,究竟要回应哪种“现实”?是进入画廊与市场体系,学习它的规则,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,将“记忆”或“痕迹”转化为可流通的、被驯化的审美商品?还是直面像水塘消逝这样的具体事件,尝试用艺术的方式去介入、记录、质问甚至抵抗那种粗暴的、抹除性的力量,哪怕这种尝试可能微小、笨拙,甚至引火烧身?前者或许能带来体制内的“成功”与物质的回报,但可能要以稀释、包装甚至背叛最初的真诚与尖锐为代价;后者充满不确定性和无力感,可能不被理解,没有“钱途”,但却可能触及艺术更本质的批判、见证与赋权的功能。
又或者,是否存在第三条路?一条既能保持与真实世界的尖锐对话,又能找到具有力量的艺术形式,同时不必然完全排斥与现有艺术体制进行某种谨慎、清醒、甚至带有策略性的周旋与博弈的道路?这条路或许最艰难,最需要智慧和定力,因为它要求创作者同时深谙艺术语言、保有批判自觉、并能在复杂的现实夹缝中寻找到行动与表达的空间。
这个问题太大,太沉重。卿竹阮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迷茫,比“学院奖”前后更甚。那一次是关于如何在学院评价体系中保持真诚;这一次,则是关于如何在更复杂、更强大的现实引力场中——市场与资本、权力与规划——找到艺术创作的根本立足点、价值指向,以及可能的行动策略。
她关掉电脑屏幕上画廊邀约的邮件、投资顾问的信息、以及那段泥泞的视频和那张刺眼的规划效果图。工作室里只有她一个人,窗外是城市永不熄灭的、象征着繁荣与秩序的灯火。
两个世界都在窗外。
一个灯火辉煌,发出诱人而危险的邀请。
另一个在黑暗中沉默,刚刚经历了一场以“美好”为名的埋葬。
而她,必须在这两者之间的幽暗地带,在妥协与抵抗、收编与独立、审美与政治之间,重新辨认自己的坐标,并做出选择。
这一次的选择,将不再仅仅关乎风格或题材。
它将关乎她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创作者,以及她的艺术,最终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什么样的——哪怕再微弱的,但必须是属于自己、并敢于指向真实的——痕迹。这个痕迹,或许无法改变推土机的方向,但至少,它应该能够证明,这里曾有过一片野蛮生长的水塘,以及一个试图为它呐喊的、笨拙而固执的声音。
水印
水塘消失后的几周,卿竹阮陷入一种低气压的沉默。她没有立刻对画廊的邀约做出回应,也没有试图将那段记录填埋过程的视频直接转化为某种“抗议艺术”。愤怒与悲伤沉淀后,留下的是更深的无力和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排斥——对那种粗暴覆盖行为的排斥,也对轻易将此类事件“艺术化”、从而可能将其伤痛简化为一种审美或政治姿态的警惕。
她照常上课,完成作业,但《痕迹的赋格》实验陷入了停滞。那些精心收集的锈铁、朽木、残骸,此刻看去,都像遥远的、被安全封存的“化石”,与正在窗外发生的、活生生的“湮灭”相比,失却了紧迫感。她甚至对自己之前那种沉浸在物质美学中的状态产生了怀疑:当真实世界正以推土机的效率碾碎痕迹时,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对痕迹的挽留与赋格,是否是一种奢侈的、甚至虚伪的逃避?
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太久。一次“策展实践”课的案例分析,讨论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中国艺术家在城市化狂飙初期所做的、与拆迁和空间变迁相关的作品。老师展示了一些当年的文档、照片和模糊的录像:艺术家在即将被推倒的墙上涂鸦,用红漆圈出“拆”字;将旧家具悬吊在废墟半空;收集门窗、砖瓦,在美术馆内重建碎片化的“家”的意象……这些作品大多直接、生猛,甚至有些粗粝,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、混杂着亢奋、失落与茫然的气息。
讨论环节,一位同学质疑:“这些作品在当时可能很有冲击力,但现在看来,是不是更像一种‘伤痕’的简单陈列?它们记录了‘消失’,但似乎没能更深入地触及‘消失’背后的权力结构和逻辑,也没有提供超越怀旧和伤感之外的思考维度。而且,很多这类作品最终也成了艺术史和市场上的‘标本’,被安全地收藏和阐释。”
这话让卿竹阮心中一动。她意识到,自己对于将水塘事件直接“做成作品”的犹豫,部分正源于这种担心——担心重复一种早已有之的“伤痕美学”或“抗议艺术”的套路,担心作品最终仅仅成为对事件的另一种形式的“消费”或“归档”,而非更有效的介入或更深刻的揭示。
课后,她主动去找授课老师,一位对艺术与社会运动交叉领域颇有研究的青年学者。她简述了水塘事件和自己的困惑。
老师听罢,没有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问:“你觉得,那个水塘,或者说它的消失,最触动你、让你无法释怀的是什么?是具体的风景被毁?是一种野性生命力的消逝?是规划对在地经验的漠视?还是整个过程所体现的那种不容分说的、抹除一切的逻辑?”